輿論壓力下董宇輝清空微博，網絡戾氣從何而來？

董宇輝是2023年最熱門的公眾人物之一。近日他清空了自己微博賬號的所有內容，再次引發(fā)輿論爭議。董宇輝稱自己清空微博是“匹夫之怒”。“歧視女性”“紅了飄了”，面對這些來自網友的無端指責，他本能地選擇逃離?！啊缫暸浴拇蟀舸蛳聛?，你完全無法反駁?！倍钶x在直播中表示，“在烏煙瘴氣的網絡環(huán)境中，任何表達最后都會被曲解成其他含義?！?/p>

不僅是公眾人物，普通人也經常因為無心之舉遭遇網暴，成為眾矢之的，對突如其來的滅頂之災不知所措。這種彌散的戾氣、敵意和憤怒從何而來？憤怒這種情緒有哪些文化、心理根源？著名心理治療師、“認知行為療法之父”阿倫·貝克（Aaron T. Beck）以憤怒為起點，試圖理解人性中的黑暗與光明，寫下《憤怒的囚徒》一書。

這本書不僅囊括個人案例的認知側寫，還通過對宏觀歷史事件的旁征博引，譜寫了一部“匹夫之怒”如何上升至戰(zhàn)火紛飛的心理史詩，幫助我們發(fā)現(xiàn)并善用人性中光明與善良的一面，放大理性思考的力量，給自己、他人以及世界更多寬容，創(chuàng)造更美好的生活。

下文經出版方授權節(jié)選自《憤怒的囚徒》一書，小標題為摘編者所起，節(jié)選有刪減。注釋見原書。

《憤怒的囚徒》，[美]阿倫·貝克 著，汪瞻 譯，中信出版集團，2024年1月。

關于成為“受害者”

是什么觸發(fā)了敵意呢？一般來說，我們遭遇某種經歷時是否會感到憤怒、焦慮、悲傷或快樂，取決于我們對它的解釋，即我們賦予它的意義。如果我們在做出反應之前不能理解事情的意義，我們的情緒反應和行為就是隨意發(fā)生的，和事情具體的情況毫無關系。

只有我們正確地選取信息和正確地加工信息，我們才有可能對事實做出分辨。這樣，我們才能做出恰合時宜的情感和行為反應。如果得出的判斷是“我有危險”，我就會焦慮；如果得出的結論是“我被冤枉了”，我就會生氣；如果想到“我很孤單”，我就會難過；如果意識到“我是有人愛的”，我就會感到開心。

然而，當我們的解釋不正確或過分夸大時，我們就可能會在應當平靜時感到焦慮，在應當悲傷時感到愉悅。當我們的信息處理過程受到偏見左右（或信息本身有誤）時，我們很容易做出不合時宜的反應。

電影《荒蠻故事》（Relatos salvajes，2014）劇照。

偏見在信息加工極早期——無意識階段——就可能在運作了。

想象以下場景：卡車司機在咒罵前面的司機，認為是對方開太慢了，才導致交通堵塞；經理斥責員工沒有提交報告；大國進攻有反對意見的弱小鄰國來保障其充足的石油供應。

有意思的是，在這些例子中，誰是受害者與誰是迫害者盡管顯而易見，但所有案例中的攻擊者都很可能反而會聲稱自己是受害者：卡車司機認為自己被擋了路，經理認為自己被違抗了，入侵國認為遭受了反抗。攻擊者們堅信他們是正義的，他們的權利受到了侵犯。真正的受害者（對于客觀觀察者而言）成了迫害者宣泄憤怒的目標，被他們視為加害者。

那些好斗且控制欲強的人通常會認為他們的權利凌駕于他人之上。群體中的人在個人沖突中往往會表現(xiàn)出相同的思維偏見。不管是個人還是群體，他們的敵意都源于同一個信條：認為對手是錯的和壞的，而自己是對的和好的。每個案例中的攻擊者都展現(xiàn)出同樣的思維障礙：以利己方式構建事實，夸大假定的侵犯行為，認定對方有惡意。

出于求生本能，我們會非常警惕那些可能會危害到我們的健康和個人利益的事件。我們對那些有貶低、強迫或妨礙意義的行動很敏感。我們對他人的行為保持監(jiān)控，這樣我們就可以對任何明顯有威脅的行為或言論啟動我們的防御保護。我們會比較傾向于對非惡意行為賦予負面的個人解釋，夸大其對我們的實際影響。因此，我們特別容易感到受傷害并對他人憤怒。

人們以自身信念體系為參照對情境進行過度詮釋的傾向其實是“自我中心角度”的一種表達。如果處于壓力下或感到威脅時，我們的自我中心思維將會更加突出，同時，我們的關注視野將會擴大到那些不相關或無關緊要的事件上。他人的行為有著如掛毯花色般豐富多樣的促動原因，然而我們卻只選擇了一根可能只影響到我們自己的線條。

電影《荒蠻故事》（Relatos salvajes，2014）劇照。

對待他人明顯的不良行為，我們特別容易陷入自我中心思維。我們都傾向于把自己當作戲臺上的主角，僅憑自己的好惡判定他人的行為。自我中心主義也會讓我們誤以為其他人會和我們一樣理解當時的情境，他們“知道”自己在傷害我們，但卻仍然繼續(xù)他們的侵害行為，因此他們似乎更應當受到懲罰。在“熱”沖突中，犯罪者也以自我為中心的角度看待問題，這為傷害、憤怒和報復的惡性循環(huán)奠定了基礎。

我們的注意力在這種自我中心取向的驅使下聚焦在對他人行為和假定意圖的管控上。當我們覺得有人觸犯了我們的規(guī)矩時，我們就會憤怒，這是因為我們已把我們的規(guī)則等同于我們自己了，觸犯這些規(guī)則就等于是在攻擊我們自己。

我們越是將那些無關事件和我們聯(lián)系起來，越是夸大相關事件的重要性，我們就越容易受到傷害。而當他人也以自我中心規(guī)則行事時，我們的自我保護規(guī)則就會不可避免地被打破，而且即使他們了解我們的規(guī)則，他們也不想受制于人。

人之所以會形成這些規(guī)則，是為了避免受到傷害，保護自身，然而實際上恰恰相反，它們讓人更容易受到傷害。

人際關系中的一個關鍵問題是，我們的言行可能向他人傳達了非預期的含義。同樣，他人的言行也會向我們傳遞非預期的意思。老練且圓滑的社交，需要警惕他人對我們做什么或不做什么可能會賦以各種可能的解釋。人們如果想要保持親密關系的平衡，就必須認真掌好舵，小心穿過對方預期和解釋的淺灘。這一原則適用于個體的人際關系，也適用于群體的群際關系。

個人主義和原始信念

自我中心“只關注自己”的通俗簡單概念，其實大大低估了它對我們過往經歷的解釋以及我們核心利益的保護和增強作用的重要性。每個人都要把基因傳遞給下一代，而自私偏見、占有欲和自我防御是進化機制中的優(yōu)先項。不僅是我們身體的愉悅和痛苦會強化自我的中心特性和邊界，心理上的愉悅和痛苦也有作用。例如，成功后的喜悅是我們對自身價值評價——也就是我們所說的“自尊”——抬高的結果，反過來，失敗的痛苦則來自自尊的貶低。

這些快樂和痛苦的體驗會加強我們的個人本體意識，而這種強化會被他人對我們的評價和獎懲進一步鞏固。他人界定他們的個人領域邊界，也會有助于我們厘清我們作為獨立個體的意識。我們侵犯了他人的領域，所激起的對方的憤怒會讓我們確立我們個人領域邊界所在。

電影《荒蠻故事》（Relatos salvajes，2014）劇照。

我們都有關于自己的特定心理表征，包括我們的個人本體意識、我們的身體概念和我們的心理特征等。我們對我們個人領域的“外在”部分，對我們自己一樣都非常關注，這也包括我們在乎的其他人和機構、有形資產。

事實上，我們的領域界限還會擴展延伸到我們所有的從屬關系——種族、宗教、政黨、政府。如果有人攻擊領域內的任何事物，我們就會把它等同于對我們個人本體的攻擊。不幸的是，我們維護這樣一個延展的領域會令我們對各種各樣的潛在侮辱都高度敏感。

隨著自我意識的出現(xiàn)（大約在生命第二年），個體開始根據自我利益來思考和籌劃。可能——或者就是——受社交壓力的驅使下，個體發(fā)育會順應社會規(guī)則和制度的方向發(fā)展。我們的自尊就是一個內部壓力表，它迫使我們擴大我們的資源和我們的個人領域，并且能顯示出我們領域估值的波動變化。

我們有價值的領域擴大，我們就會感到高興，而它被限制或貶低，我們就會痛苦。當我們受到了傷害，我們會利用各種策略來增強我們的自尊。如果我們實現(xiàn)目標和擴大個人領域受阻，我們就可能會生氣而攻擊或懲罰那些冒犯我們的人。

人們之所以有變得過度易怒與偏激的偏好，可以從這種原始思維的角度來理解。之所以說這種思維方式原始，不僅是因為它是基本的方式，還因為它可能起源于原始時代，那時，這種思維方式讓動物與人類先祖有效地解決了與其他個人及群體間的生命安全問題。

人們通常認為，憤怒是他們對冒犯的第一反應，而事實上，他們對他人冒犯的初始詮釋會先于憤怒發(fā)生，這個過程太快并且通常太過隱蔽，以至于他們可能覺察不到。一旦他們開始反思和內省，他們會發(fā)現(xiàn)，自己的第一初始情緒反應不是憤怒，而是痛苦。如果經過訓練，他們通常能“捕捉”到導致他們痛苦的事件的含義。

所以，敵意的發(fā)生順序是從對侵犯的解釋到憤怒，再到敵意言語或肢體行為。多年來，我曾一直以為，人們在認為自己被冤枉后會立刻憤怒。然而，幾年前，我觀察那些關注自身體驗的患者時發(fā)現(xiàn)，在他們體驗到憤怒之前，他們會經歷一種被稱為短暫創(chuàng)傷或焦慮感覺的毒性體驗。

我們的深入研究發(fā)現(xiàn)了導致先于憤怒體驗出現(xiàn)的痛苦感受的通用路徑：感覺到某種程度地被貶低的認知觀念。如果一個人認定是另外一個人不公正導致他的這種痛苦，他的行為系統(tǒng)就會被調動起來準備進行反擊。

我們的主觀感受在性質和強度上可以從微慍到暴怒之間波動。盡管“憤怒”一詞通常的用法不僅用于表達一個人的感受，也用于指示他的破壞性行為，但在我這里，“憤怒”一詞只用于表示感受，而用“敵意攻擊”來指代行為。

電影《荒蠻故事》（Relatos salvajes，2014）劇照。

當我們被激怒準備要戰(zhàn)斗或反擊時，可能會因考慮到后果而沒有行動。然而，只要我們仍將對方視為敵人，我們的生物作戰(zhàn)系統(tǒng)就不會停止運轉，在生理學上表現(xiàn)為心率加快、血壓升高和肌肉緊繃。我們的戰(zhàn)斗動機也會通過像緊繃著臉、怒目而視等恐嚇性的面部表情展現(xiàn)出來。

如果我們對那些貌似侵犯的行為產生曲解或夸大，我們的人際關系就會出現(xiàn)問題。假設我們認定有人貶低我們、欺騙我們，抑或是挑戰(zhàn)我們秉持的價值觀。這種侵犯行為會令我們?yōu)榱私K止侵害并懲罰對方而引發(fā)我們的反擊。我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脆弱點，一旦被觸碰到，我們就很容易做出過度反應。

為了免受歧視、脅迫、不公正對待和拋棄，我們構建了平等、自由、公平和拒絕的規(guī)則。如果我們認為自己遭遇了不公平的對待或自由被限制了，我們不僅感覺到被貶低，還會對更多可能的輕視貶低變得警惕敏感起來。即使我們還沒有承受任何損失，為了保證權力平衡，我們也會尋求對規(guī)則違背者的報復和懲罰。無論我們是否受到傷害，我們都會裁定他們違反者的性質，衡量哪些人會對我們的預期報復支持和反對，并決定要采取什么樣的跟進措施。

我們憑借這些信念體系監(jiān)控并評估我們的人際交往，然而這些規(guī)則的夸大使用和僵化性卻帶來了不必要的麻煩。

原始的信念往往是極端的，會引發(fā)暴力。我們的臨床研究發(fā)現(xiàn)，大多數虐待者都有一個缺陷性的自我形象，他們常常通過嘗試恐嚇他人來彌補這個缺陷。

我們會傾向于寬容自己的自私行為，但會批判他人類似的行為。將貪婪、傲慢和懶惰列入七宗罪，是人類社會宗教制度試圖遏制人們固有的以犧牲他人為代價的自我膨脹和自我放縱的劣根性的嘗試。利己之事可能會損及群體及他人。我們個人的控制領域擴大了（貪婪）、精力節(jié)省了（懶惰），我們個人會因此感到滿足，但這些“自然”傾向可能會妨礙社會的利益，因此社會不鼓勵這些做法。社會通過強制懲罰來讓違法者產生羞恥感（非內疚），并因此促成其行為改變。

僅靠道德準則和宗教教規(guī)來消除過度的憤怒和暴力是遠遠不夠的，我們需要搞清楚那些驅動人際和群際沖突的認知偏差和錯誤信念。然后這些知識可以為在個體或群體水平上進行適宜的干預奠定基礎，而治療則可以聚焦于那些憤怒、敵意和仇恨的核心問題。

敵意的起源

自我中心偏見的概念是如何與敵意理論契合的呢？受到關注的解釋因素包括先天因素、環(huán)境因素以及二者之間的交互作用。其中最著名的內因理論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詳細論述的理論。

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突顯的非理性的人類本性令弗洛伊德有了醒悟，他提出了生本能和死本能理論。死亡本能非常強大，它會擊垮那些對抗它的防御，消滅假想的敵對者。精神分析的另外一個理論則認為，人們會將他們的敵意幻想投射到對方身上，并以憤怒來反抗這些投射。

電影《涉過憤怒的?！穭≌?。

康拉德·洛倫茨提出的進化理論將敵意攻擊視為某些外部刺激激發(fā)的人的本能。洛倫茨推測認為，動物可能存在與生俱來的抑制機制阻止殘害同族，但人類并未進化出這種機制。生物學家認為暴力涉及多種神經化學因子，如睪丸酮等激素水平過高或如血清素、多巴胺等神經遞質不足。

另外一個理論流派將敵意攻擊歸咎于環(huán)境或情境。其中最流行的觀點認為人們可以被引導服從權威命令去傷害某個特定的人。

還有一個理論強調暴力本能與外部環(huán)境之間的交互作用。這一學派認為敵意是個體對特定有害環(huán)境的適應性反應。沃爾特·坎農提出了“戰(zhàn)斗-逃跑”反應概念，這是一種恰當的攻擊或逃避的威脅應對策略。倫納德·伯科威茨強調了挫折是敵意的重要原因。阿爾伯特·班杜爾則詳細描述了人們?yōu)檫_成某些目的而攻擊的機制。

我綜合了坎農、伯科威茨和班杜爾的部分理論，不過我更重視人們對交流互動所賦予的關鍵重要含義，這些含義是引發(fā)憤怒和敵意的關鍵因素。我認為敵意反應是史前早期人類的一種適應性策略，但現(xiàn)在大多數時候已不再適用了。

靈活運用“戰(zhàn)斗-逃跑”機制毫無疑問能提高史前人類祖先的生存概率。自然選擇極大地磨礪了人類祖先戰(zhàn)勝敵人或逃脫危險的能力?，F(xiàn)代社會中，我們所感知的威脅大多數是心理威脅而非身體威脅，因此，這些防御策略的高反應性帶來很多麻煩。

毀謗、控制和欺騙本身并不會對我們的身體健康或生存構成威脅，但這些行為意味著我們在群體中的地位會受到威脅、尊嚴會受到貶低。所以，我們經常會像身體遭受攻擊一樣對語言攻擊做出強烈反應并決意報復。

人類對這些心理威脅的廣泛敏感性可能源自原始族群排斥經歷。原始時期，被族群排斥意味著喪失食物來源和族群的庇護，族群中的個體因此發(fā)展出對被排斥和拋棄的恐懼，進而很可能更愿意與族群中的其他人建立合作關系，這樣他們就可以在充滿不確定危險的環(huán)境中提高生存概率。

這種社會性取向的特征經由進化壓力與基因篩選而傳遞給子孫后代。人類對心理威脅敏感性的一個更深層的原因是人們對任何無論是真實的還是想象的侵犯都能迅速做出回應，防止被認為軟弱而招致更多侵略性的攻擊。

我們的遺傳血統(tǒng)要延續(xù)下去不僅要靠生存和社交策略，還要依賴重要的認知技能：區(qū)分獵物與捕食者，辨別朋友與敵人。這就像我們身體的單個細胞識別并驅除入侵的異物、我們的免疫系統(tǒng)監(jiān)測并消滅毒素和微生物一樣，我們的認知與行為系統(tǒng)也可以識別和抵御入侵者。

原始思維方式可能在史前環(huán)境中是適應性的，那種條件下能否生存下去靠的是個體——往往是在一瞬間，根本沒有時間思考——的即時反應來應對那些來自陌生人（甚至是來自同族群其他人）的明顯威脅。在識別敵人時寧可錯殺一千，不能放過一人（假陽性）的做法是最保險的。僅僅一個假陰性判斷（將敵人誤認為是戰(zhàn)友）就有可能是致命的。

人們在與他人遭遇時不得不快速而且非常清晰地界定對方是否有威脅。這里沒有任何模棱兩可的余地。這種非此即彼的粗略分類，便是二分思維的原型，這種思維模式常見于那些長期暴躁、挑剔和易怒的人身上，也影響著那些長期不和的群體與戰(zhàn)爭中的社群和民族的個體反應。

號稱“認知革命”的心理學新進展也讓我們對這一行為領域有了更深入的理解。這些較新近的熱點研究在關于人們如何思考、概念如何形成和信念如何發(fā)展等主題領域提供了豐富的信息和簡潔理論假設。這些研究擴展到了如讀心術、構建自己與他人的表征等信息加工過程。

這些研究中與社會問題最密切相關的是臨床觀察：禁錮的心靈對威脅——無論是真的還是想象的——的反應是根深蒂固的認知偏離和偏見性思維。是這種僵化的范式、心靈的監(jiān)牢讓我們深陷仇恨和暴力的痛苦難以自拔。

電影《涉過憤怒的?！穭≌?。

近年來，心理學、生物學和人類學領域的深入研究讓我們對人類天生的友善與合作偏好有了更深的理解。達爾文生物學和心理學的“新觀點”不僅注意到那些具有個人生存和繁衍促進作用的基因程序，也密切關注那些能促進個體適應社會群體的進化策略。

我們知道，在資源競爭頻繁且殘酷的古代環(huán)境中，戰(zhàn)斗力對于“繁殖成功”的實現(xiàn)是必需的條件；人類祖先常常以犧牲族群其他成員為代價來確保他們的交配機會?！皻埧釤o情的自然”，通過物競天擇，為生存提供了重要的策略。

正因如此，在自然選擇的促使與指引下，我們的祖先發(fā)展出了適應群體生活的社會模式。這種模式有助于形成親密的依戀關系，讓他們一起分享食物、共享信息、相互保護和繁育后代。

在看到孩子痛苦時，我們會感同身受；在幫助他人時，我們會心生愉悅；在建立親密關系時，我們會滿心雀躍，所有這些都顯著提醒我們，親社會反應和反社會反應一樣都早已融入我們的天性。對游牧社會和黑猩猩社群的研究對了解我們這些社會合作行為的演化過程提供了寶貴的洞見。

意義的價值

無論是遭到身體還是心理攻擊，我們似乎總會立刻做出反應，但并非總會憤怒。我們是否會憤怒，取決于我們受傷害的背景和我們對事件的解釋。家庭醫(yī)生給幼兒打針，孩子反抗掙扎和哭鬧是在保護自己避免遭受不明就里的疼痛折磨。而一個成年人接受注射也會感到同樣疼痛，雖然可能會有些焦慮，但通常不會因此發(fā)怒。

孩子和大人的反應如此迥異，原因在于他們賦予事件的意義不同。對孩子來說，除了醫(yī)生的強勢和無情，任何事情都無法解釋為什么他必須要經歷這么痛苦和可怕的事情，更不要說，平時慈愛的父母也背叛了他，幫著醫(yī)生來傷害他。

電影《涉過憤怒的?！穭≌?。

對于一個成年人來說，這個過程雖然痛苦、緊張，但這是合乎情理和可以接受的。對此感到憤怒是不合邏輯的，因為他是自愿接受這項能給他帶來好處的治療的。與孩子不同的是，成年人知道如何區(qū)分惡意與善意的傷害，區(qū)分可容忍的和不可接受的疼痛。成年人對痛苦有著更廣義的理解，包括那些雖然痛苦卻最終有益的經歷。

這個例子讓我們看到，我們對所遭遇事情的賦義、歸因和解釋對于我們如何反應起著決定性作用。如果有人傷害我們，我們本能性的反應是感到緊張并試圖逃跑，或者是感到憤怒而試圖反擊。如果威脅無法消除，我們就會傾向于逃避當時的處境。

我們是否會憤怒取決于我們是否認為自己受到了委屈或傷害：如果我們認為他人的做法不公正，我們就可能會憤怒。當我們認為他人的行動是善意之舉時，一般情況下我們不會生氣。如果我們不是特意“準備好”把攻擊理解為善意的，無論如何，我們的第一反應都是把不友好的舉動當作故意和惡意的而準備懲罰冒犯者或避開它。

人們越是覺得自己的痛苦是他人有意為之，或是因他人疏忽、冷漠或缺陷造成，人們的反應就越強烈。

我們往往會受到他人對我們的看法的影響，抑或是受我們所假定的他人對我們的看法的影響。“她不贊成我”之類的結論不僅會影響反對者在我們心中的形象，也會影響我們在自己心中的形象。我們會想象我們給他人留下了什么印象，這是我們的一種自我表征。在我們與他人互動時，我們會傾向于將這個意象投射到他們身上并假定他們就是這樣看待我們的。

電影《小丑》劇照。

他人看待我們的方式與他們對我們的重視程度有關，因此對我們的社交形象的貶低會造成心理上的痛苦。批評或侮辱的打擊效果并不亞于物理攻擊：我們會被激發(fā)去躲避攻擊或做出反擊。我們以這種方式來減少遭受打擊帶來的心理影響。如果我們可以讓“攻擊者”丟臉，我們的自尊受到的傷害會減輕。

不同類型的“侵害”都會讓人憤怒，想要將侵害者“繩之以法”。憤怒反應的導火索是命令式的“應該”和“不應該”的闖入，“應該”與“不應該”把問題責任強加于他人身上。

我們對他人都會有預期：他們應該是樂于助人的、同心協(xié)力的、通情達理的、一視同仁的。這些預期往往會上升到規(guī)則與需求層面。如果我們信賴的人違背了規(guī)則，我們就會生氣并有意要懲罰他。事實背后的意義是，規(guī)則的破壞會讓我們更脆弱、更低效。無論如何，對規(guī)則違反者的懲罰將會有利于恢復我們的權力感和影響力。

我們與他人的交往都遵循著一套行為規(guī)則和標準，這套范式讓我們得以以一種相對順暢和諧的方式交流。社會壓力會促使我們在與他人打交道時盡可能公平、合理和公正。我們中的任何一人都有可能會有意或無意冒犯他人。如果自尊受到傷害，我們就會動用相關的規(guī)則來對事情做出判斷。

如果我們認為肇事者武斷專橫、蠻不講理或不公正，我們就會認為對方不對或不好，然后會感到憤怒。自尊心低的人會試圖以一堆錯綜復雜的規(guī)則來保護自己，但恰恰是這些規(guī)則注定了會被觸犯而導致更多苦惱。人們的敏感度和過敏反應各自不同，某人眼中無法接受的行為可能在另一人眼中是完全允許的。

當我們反思自己的脆弱、敏感的自尊以及做好遷怒他人的準備時，我們可能會想知道這些特質起什么作用。它們給我們的生活蒙上了陰影，還經常傷害他人，尤其是那些與我們最親密的人。既然如此，我們要如何解釋自我意象和自尊對我們的強力控制呢？

自尊與社會意象投射

一個人的自尊代表了他在特定時期對自己的重視程度——“我有多喜歡自己”。我們的自尊是一個壓力表，它可以衡量我們在多大程度上能成功地實現(xiàn)我們的個人目標，并成功地應對他人的要求和制約，它會自動量化我們每時每刻對自身價值的評價。

個人的整體自我評價——或者更為重要的是，自我評價或自尊的改變——通常能觸發(fā)人的情緒反應：快樂或痛苦，憤怒或焦慮。人們會根據他們當前認為的自己的樣子和自己“應該”的樣子之間的差距來衡量評價自己的價值。

電影《小丑》劇照。

抑郁癥患者通常會認為“現(xiàn)在的我”和“應該的我”有著巨大差距，所以他們經常認為自己“毫無價值”。而易怒的人則截然相反，他們認為自己應該得到別人更多的價值推崇。

事件對我們自尊的影響會因所涉及的人格特質重要程度而有所不同。對我們“重要”的人格特質的貶低顯然要比貶低一項次要特質對我們的自尊造成的影響更大，造成的傷害和憤怒也會更多。

如果負性事件（例如，拒絕或失?。┑挠绊懞艽螅覀兊淖晕以u價可能會變得更加絕對化和確定（例如，我們太軟弱、不可愛、沒有用），我們的自尊心會隨之墜入低谷。

當然，我們也及時掌握了一些通過淡化事件重要性來緩和諸多負性事件影響的技巧：正確地看待它們，尋找“保住面子”的解釋，讓批評無效，或者貶低那些輕視我們的人。類似地，自我激勵事件能激發(fā)我們的積極自我意象，從而提高自尊心水平和帶來積極預期，這又會反過來鼓勵我們參加更多擴展活動。

我們的自尊不僅受到個人經歷影響，還受到我們內在社交圈（家人和朋友）振奮或受沖擊的士氣影響。當喜歡的球隊或政治黨派獲勝或失敗時，我們可以很容易觀察到一種類似于“集體自尊”隨之起伏的現(xiàn)象。人們對自己國家戰(zhàn)爭勝利或失敗的反應中也可以觀察到同樣的現(xiàn)象。值得注意的是，盡管同一群體（勝者或敗者）中的個人在自尊方面經歷著類似的波動，但其自尊變化的程度則因人而異，這取決于他對這個群體及其愿景的認同程度。

電影《小丑》劇照。

實際上許多“急性子”或容易“發(fā)飆者”的自尊并不穩(wěn)固。他們的高度敏感通常是建立在他們自己無能、脆弱和容易被影響的核心意象基礎之上的。無論如何，他們發(fā)展出許多保護自己免受他人侵害的代償方式，他們對任何可能侵犯他們核心利益的人保持警惕，他們隨時準備把對手當作作惡者或壞人。他們的心理“防御”力量可能已強大到足以阻止對自我的任何損害。

偶爾可能會有侮辱或譴責能擊穿他們的防御，會傷害到他們的自尊。但他們會調動防御策略，把對手解釋成“敵人”并給予還擊，這樣他們就可以快速地把自我意象從無助的受害者轉變?yōu)閺姶蟪晒Φ膹统鹫?。自我意象的改變可以暫時修補自尊受到的傷害，但那些脆弱無助的記憶卻被封存下來，而且進一步鞏固了自己無能和脆弱的基本形象。出于對負性自我形象的部分代償，受害者可能會把“施害者”的負性意象具體化為迫害者和共謀者。這種壓迫者或敵人的負性意象在偏執(zhí)型精神分裂癥患者的奇幻妄想中有生動戲劇化的體現(xiàn)。

一個人各種自我意象的系列組合不會隨時間推移輕易變化，而是會趨向于保持穩(wěn)定，每個意象都會對應（或被激發(fā)）于某一類情形。自我意象這種對特殊事件的穩(wěn)定選擇性提示了這樣一個結論，即這些自我意象是更全局性的心理結構（自我）持續(xù)的外部呈現(xiàn)。自我概念整合了各種自我意象，是一個多層次、多維度的整體結構，無論何時都不可能窺其全貌。自我概念就像一個檔案柜，收納合并了各種自我意象，它包含對個人主要特點、次要特點、內部資源以及條件、各種責任的表征。

我們的自我意象對我們生活的控制遠比我們了解的多得多。我們如果覺得自己夠強大、能勝任和有能力，就有動力解決難題。我們如果有一個無助、無能的自我意象，如處于抑郁中，我們就會感到傷心。我們認為他人如何看待我們，即我們的社會（人際）意象投射，也會影響我們的感受和動機。我們的優(yōu)勢社會形象會影響我們對其他人的反應。如果我們認為對方不友好或者挑剔，我們就會采取策略保護自己。

我們關于他人的意象通常都有固定的范式，我們能看到他人的那些只與這個范式意象相一致的特征，所以是我們過濾掉了他們的其他特征。對一個既復雜多變又不穩(wěn)定的現(xiàn)象進行簡化和同質化處理是一種很省事的做法，但這也意味著，我們對他人的解讀可能會被我們建構的范式扭曲。我們也以同樣的方式勾畫自我，這樣的方式最好也就是我們的認知不完整，但最壞則是歪曲認識。

電影《小丑》劇照。

我們通常如何看待自己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我們占據優(yōu)勢的自我意象控制的。簡而言之，個性化的意義解讀及其與自尊主題的關聯(lián)決定了人們的反應。

顯然，任何的人際交往都至少涉及六種意象：我眼中的我、我眼中的你、我的意象投射（我想象中的你對我的印象）、你眼中的我、你的社會意象投射（你想象中的我對你的印象）和你眼中的你自己。這些意象相互作用并呈現(xiàn)在每個人的行為中。

如果我認為自己弱小而你很強大，并且你也認為我弱小而覺得自己很強大，那么結果很可能就是你會支配我，或者至少意圖這樣做。這些不同的意象有很多種可能的組合，至少能部分解釋為什么人們會對對方做出友好或不友好的行為和舉動。

本文內容經出版方授權節(jié)選自《憤怒的囚徒》。

原文作者/阿倫·貝克

摘編/荷花

編輯/王菡

導語部分校對/楊許麗